来源 天勇谈经济
笔者在 2025 年《学术月刊》第 5 期发表了 “渐进转轨数理经济学体系创新与中国实践” 一文，文章很长，20000 余字，为了通俗易懂和阅读方便，并在原文基础上加以扩展，分专栏在天勇谈经济公众号中转载，今天发出之六。
周天勇
与刘易斯阐述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大动能来源于有农村无限供给劳动力的结构性剩余转移一样，渐进转轨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大动能，则来自于巨额被禁铟体制性剩余的改革释放。
体制性剩余是指在国民经济中，由于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的扭曲，导致体制内的生产要素、潜在资产和潜在需求能力被禁铟的部分。在体制不变或者体制复归变动场景，其表现形式是生产要素、土地房屋资源和需求能力的浪费、闲置、低利用；在体制正向变动场景中则表现为改革缩小体制挡板、打开开关释放剩余，成为增加产出和财富的增长潜能。
从经济学方面，最早提出经济剩余概念的是美国激进经济学家保罗?巴兰。他将其定义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技术条件下，借助可利用的生产资源所能生产的产出与可能的基本消费之间的差额，即为潜在的经济剩余。马歇尔在分析微观经济领域内消费者行为时提出了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剩余为购买商品时消费者愿意为某物所支付的价格与它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刘易斯在其发展经济学体系中，提出农业国家工业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结构性剩余劳动力，即在一个工业部门劳动工资水平线上，农业部门对工业部门有无限剩余的劳动力供给。
从国民经济运行和产出的动力因素看，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剩余劳动力有所不同。按逻辑分类，供给方面包括生产中的劳动、资本和土地体制性剩余要素；财富方面则表现为土地和房屋资产未被释放的潜在增值；需求方面则表现在体制性扭曲禁锢的居民消费、民间投资、国际直接投资和出口等潜在的需求。从国民经济运行和产出的结果看，通过体制改革，体制性剩余的生产要素和需求潜能得以释放，从而形成价值增值和财富积累。总之，经济剩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和动力源泉。
除了渐进转轨特点外，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据刘易斯二元结构经济理论，农业部门有无限剩余的劳动力。那么，如何区分中国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和结构性剩余劳动力？
按照发展中国家低水平值和发达国家标准值衡量，2022 年世界银行数据表明，与中国人均 GDP 水平相当（上下 5000 美元范围）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其加权平均农业就业劳动力占总就业劳动力的比例为 10%，而发达国家为 3%。相减可得，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结构性剩余劳动力比例为 7%。
中国是一个体制与结构双重二元转型国家的。因此，需要从学理上将体制性剩余和结构性剩余分解和区别，并加以计算。根据 2022 年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农业就业劳动力占总就业劳动力比例为 26%，与发展水平相当国家的标准值 10% 相比，差值为 16%。这一差值应定义为由于转移人口户籍、子女教育、医疗、居住和养老等计划行政安排的扭曲禁锢体制剩余劳动力的比例。而与发达国家农业就业比例值 3% 相比，中国 2022 年的差值为 23%。在此基础上，减去与同发展水平国家体制剩余农业就业比例差值 16%，得到中国结构性剩余劳动力就业比例为 7%，这一比例与其他同样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结构性剩余劳动力差值一致。
从 2024 年的生产要素和资产财富看，我们有 1 亿左右的农业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国有企业有 290 万亿元的体制性剩余资本，存在闲置、浪费和低效率利用的体制性剩余建设用地；从城乡无价格土地房屋看，我们有潜在的体制性剩余资产 800 万亿元。而从分配和需求方面看，到 2030 年时，我们通过促进生活大众型创业和万众工作就业，改变土地收入分配、降低房屋居住成本，释放潜在的被禁铟的居民体制性剩余收入能力，全部居民中支配收入规模将达到 98 万亿元；同时，增加居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加大对居民生育、教育、医疗、养老和居住的政府转移支付，释放被压抑的居民体制性剩余消费能力，居民消费规模将达到 110 万亿元。
1957 - 1977 年，搞传统的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投资和劳动力投入量很大，GDP 年平均增长不到 5%；而 1978 年改革开放，到 1988 年，GDP 年平均增长了 10.12%。1989 年，国内主流经济学研究认为 “八五” 期间适度经济增长速度应当为 5%，规划中最后定为 6%。对此，邓小平同志讲 6% 肯定不行，要调到 9%。并且 1992 年南巡讲话，开启了又一轮改革开放的大潮，这五年GDP平均增长了 12.28%。温故而知新，对于中国的未来，只有改革才能带来经济增长的动力。舍此无它。
君问中国之未来在何方？艰难之中，没有关键部位的改革，将会山穷水尽没有路；然而，坚持改革不动摇，释放被禁铟并蕴藏在中华民族之中的巨额体制性剩余，变成强大的生产力，必定是阳光明媚和道路宽广。
继续改革，我们再造一个富裕强盛的中国，还有珍贵但不能失去的机遇。